写在前面的话：

这篇文章是妈妈（新华社老记者林印）在2005年年初写的，那时她已经是82岁的老人了。离休后，怀人文章她写得不多，多已经发表。但这一篇写得断断续续的，没有发表。

她写了《初见周恩来》、《难忘的森林工程师》、《兄长般的华山》、《平等待我的李何林》、《读茅公亲笔信有感》、《过了时的悼念——最后一次见到沈从文》、《大饥饿中的奶妈》、《记钱钟书先生几件小事》等十来篇，文虽都不长，念情深远。

抗战期间，在重庆，不到17岁的妈妈参加了抗日救亡总会的工作，工作之余总是到八路军办事处去听王梓木讲些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。1942年她进入设在重庆的美国新闻处，在中文部主任刘尊棋的领导下工作，用名舒展。

1948年，她用名林印，进入中央军委铁道部政治部，不久转入新华社铁道分社，做了新中国第一代女记者。也是新中国最早的交通记者。

这一做，三十年。

三十年后，她进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开始研究民国人物，晚年又写出了10多位民国人物史。

——小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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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前，今天的铁道部叫军委铁道部。周恩来总理推荐滕代远担任军委铁道部部长。他一到铁道部开始工作，便执行了中央“解放军打到哪里，铁路就修到哪里”的方针。

1949年7月1日成立了新华社铁道分社。那时从铁道部政治部抽调了3个干部，其中就有26岁的我（另外二位男同志是洪流和霍家宝）。

滕代远部长时常坐专列亲自到各地去巡察铁路情况，我多次随同去作报道。如修复黄河铁路大桥、京广铁路通车等等，一般都能及时准确发出消息。但是我记忆中有一次却捅了个大漏子：滕代远在铁道部大礼堂作报告说：“我们不仅要修复我国原有的一万公里旧铁路，还要修建一万公里新铁路。”会后我如实做了报道。消息经过新华总社播发，各报都以重要版面刊载了这条新闻。不料胡乔木看后发话说：“修铁路要由中央作决定，不能由铁道部长说了算”，他的话迫使滕代远自请处分。我被此事吓住了，才懂得了以后再作报道，要先请领导审批。事后滕部长见到我并没有责备我的意思，只笑笑说：“我就怕记者拿小本本。”

抗美援朝第一年，我曾跟随滕代远到彭德怀在西安的家。那时彭总到朝鲜去了，夫人出来接待。我记得他家的床帐是兰色印花布做的，非常朴素。

当晚，彭德怀夫人请我们看陕西地方戏。她问我：“如此高亢的秦腔，是不是有些听不惯？”要想听懂西北地方戏唱腔和内容，对我这个南方人来说很不容易，我只好笑笑。第二天，彭德怀夫人招待吃饭，吃的是各种各样的涮菜。除了牛羊肉、鸡肉、还有鱼片。由于很长时间没有油水，我大吃起来，滕部长坐在我旁边看着我连说：“吃得好”、“吃得好”。他自己却很少动筷子，那时候我还不懂什么叫高血压。

滕部长和他的秘书等人都住在杨虎城的旧邸「止园」。进门的时候，滕代远抬头看着「止园」二字。感慨地说：“他想止，却没有止住。”

就是那一次去西安回来，滕代远实现了他的雄心壮志：我国终于决定修建宝鸡到成都的铁路（成渝线），人民子弟兵和民工一齐上阵，为建设大西北铁路交通奠定最初的基石。

几年后，我又到秦岭山脉的崇山峻岭之中采访。那一带是三国时代的诸葛亮修筑栈道的地方，寻找一片建设火车站的平地都很困难，最后决定炸平一座山头。

我的新闻特写《一炮炸平一座山》在人民日报刊出后，有同事对我说：“你真是放了一炮！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播报了。滕部长在铁道部机关看见我时说：“我今天中午都没休息，听完了你那篇特写的广播。”

在这次采访过程中，我本想借用当地铁路部门的电报发消息，未获准许，我十分被动。接受那次教训，以后我再到艰苦地区采访时，总社便为我配备报务员和发报机。

解放初“3年恢复时期”宣告结束时，新华总社决定撤消铁道分社，我被调入总社工业部，继续担任铁道、交通、民航等方面的报道任务。我仍然常常到铁道部去采访。

大跃进之后，我听说滕代远病了，但不知他得了什么病。我想起“中长铁路”移交时，滕部长很精神的样子。那一天，满洲里的气温降到零下40℃。滕代远为接收中长铁路剪彩，我记得那天我的手冻得连照像机按钮都按不动。不过我还是拍下了一张值得纪念的照片，那是我为他拍的最后一张工作照片。

上世纪60年代（困难时期）一个极热的夏天，我去杭州采访，听说滕部长在杭州养病，我冒着37℃酷暑去看他，不幸他已病重。当我看见他僵硬地坐在大厅里，脖子上安了「搭背」不能动不能说话的痛苦样子，我感到很难过。话都说不了，坐了会儿只好退了出来。

事情已过去多年了，他那痛苦的样子仍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。

我至今不能忘却的，还有滕代远部长对年轻人的温厚和宽容。